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海鹏: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初心使命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海鹏: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初心使命

  张海鹏,湖北省汉川县人,1939年5月生。1964年7月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学系,同年8月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历任实习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1988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1994年1月起任所长,2004年7月离任。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社科规划办中国历史学科评审小组召集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主任、国台办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学术顾问、教育部统筹推进“双一流”大学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研究中心顾问、新华通讯社特约观察员、山东大学特聘一级教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等。曾任中国史学会会长、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史哲学部副主任、中国孙中山研究会会长、中国义和团研究会理事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历史学科审议委员会召集人、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著作有《追求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探索》、《东厂论史录——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评论与思考》、《张海鹏集》、《张海鹏自选集》、《中国近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张海鹏论近代中国历史》、《张海鹏文集(全7卷)》,主编《中葡关系史资料集》、《中国近代通史》(十卷本)、《台湾史稿》(2卷本)、《中国历史学40年》等论著和资料集多种,发表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理论方法、中国近代史专题研究和涉及香港、澳门、台湾和中日关系问题的文章约400篇。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张海鹏先生应邀接受中国社会科学网的采访,就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治史感悟等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不忘初心方可赢得民心

  中国社会科学网:张先生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峥嵘岁月。请您谈谈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岁月中,有哪些启示值得我们思考?

  张海鹏:这个问题提的很好,我们第一个问题就谈建党100周年。现在我们全党全国实际上都在思考: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对中国历史、中国近现代史带来了什么变化?各个方面都值得来回顾。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这100年,中国共产党从一个五十几人的小型政党,一直发展到今天拥有9000多万党员的一个大党,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国共产党在中华大地上执政已经超过70年,这个现象本身是世界历史上少见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是少见的。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时间已经超过苏联共产党,所以非常值得认真总结。从中国近现代史的角度来考虑,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完全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中国目前取得的巨大成就,证明了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推行了正确的政策,走上了正确的道路。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那时的中国,那时的中国人恐怕根本不可能会想到今日中国的繁荣富强,以及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100年前中国还处在北洋军阀统治的时代,1921年距离辛亥革命不过只有短短10年。辛亥革命打开了近代中国历史进步的闸门。但辛亥革命以后,国家没有正常运转,先是袁世凯称帝,后有张勋复辟,继之军阀割据。当时很多中国人,包括发动辛亥革命那一批人都在思考,中国怎么了?为什么会这样?辛亥革命的目的有没有达到?孙中山当时就说,现在的中华民国不是他想象中的中华民国,问题很多,还需要不断地进行革命。

  接下来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大量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传到中国,给当时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思想上带来很大的启迪:一方面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社会面貌基本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另一方面十月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马克思主义思想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所以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就意识到应该走俄国的道路,应该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这基本上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代背景,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与会代表不过只有十二三人。我们从苏联共产党的档案中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基本文件、当时中国共产党通过的纲领,了解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些政策主张。中国共产党在一大会议上提出中国要实现共产主义。中共二大提出进行民主革命,提出反帝反封建的基本口号。在这个基本认识基础上,党的三大,特别是在共产国际的推动和影响下,形成了与国民党合作,在中国进行“大革命”运动(1924—1927)。“大革命”一开始进展的很顺利,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有了很大发展,党员人数增加的很快,在当时的国民党中央里,有很多部长都是共产党员,国民党各省党部负责人中也有很多都是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帮助了中国国民党,国民党在这一阶段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是中国共产党力量的不断壮大,引起了国民党右派的“仇视”,所以,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同年汪精卫在武汉“清党”,“大革命”就这样失败了。

  这个失败给中国共产党什么样的教训呢?给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教训就是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所总结的,我们过去没有注重枪杆子,以后要抓起枪杆子,“枪杆子里出政权”。因此,之后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都是以武装起义来回答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这里边需要强调的是,秋收起义后毛泽东领导的起义部队在三湾进行改编,确立了把党支部建立在连上、官兵平等,确保党对武装力量的绝对指挥,中国共产党创立了自己的独立武装。秋收起义的队伍最后上了井冈山,逐步建立起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中国共产党不仅建立中央革命根据地,而且在国内其他地方也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在中国发展起很大的一支力量。在根据地创建过程中,以及在反围剿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开辟出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步骤。不能小看这个步骤,因为在俄共或者苏共的历史上,或者说在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所领导的巴黎公社的经验上,即欧洲的经验,都是首先掌握大城市,以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来取得革命的胜利。这是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基本经验,但是这个基本经验在中国行不通。中共早期领导人也按照这个基本经验在中国国内发出了指示,采取了一些行动,但都失败了。最后毛泽东创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在扩大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摸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这是个创造,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也是一个创造。正是因为这样一条道路的形成,才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

  在反帝反封建革命发展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是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在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首先推动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然最初的功劳应该说也跟共产国际有关。共产国际根据当时共产主义运动的实际出发,提出了在中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主张为推动创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我们从现在的档案资料来看,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1935年至1937年以后,关于中共创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献有很多,从1931年以后,每年都有大量的相关文献。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不仅主张与国民党的上层多联系,也和国民党中下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动员农民、工人、学生,也动员民族资产阶级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考虑到我们国内的各个民族,像回族、蒙古族等,党中央当时都专门发了文件,文件内容涵盖怎么样来处理国内的各种民族关系,建立起中华民族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中共甚至还专门考虑了会党组织,包括哥老会等,如何把他们团结起来,共同走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走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些都体现了由于日本侵略,民族矛盾已经超过阶级矛盾。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正面战场上抵抗日本侵略的主力是当时的国民政府。国民政府有200多万军队,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侵略,就需要靠正面战场。日军在1937年以后占据了中国大片土地,中国共产党深入敌后,在敌后创建了抗日根据地,采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形式打击日本侵略者,这样就形成了敌后战场。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在抗日战略上进行相互配合,形成了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一个大的战略局面。

  我们研究抗日战争历史,可以看出正面战场抵抗的日本侵华军队,大约占整个侵华日军的百分之五十不到。那么敌后抗日根据地所抵抗、牵制的在华日军,实际上就超过了百分之五十。从这个角度来说,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去掉了任何一方都不行,都不能取得抗日战争胜利。只有正面战场行不行?不行。因为只有正面战场,那么所有的侵华日军主力都放到正面战场上,国民政府的军队完全没有能力去抵抗这么多日军。只有敌后战场也不行,只有敌后战场没有正面战场的抵抗,敌后战场生存下来也很困难。所以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才有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这个胜利的大好局面形成完全是因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这个政策方针的正确,能够确保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胜利,这当然还包括国际因素。我觉得整个抗日战争当中,因为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敌后根据地的广泛实行,还有抗日统一战线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广泛推进,争取了中国的人心。不仅争取了工人、农民、学生,也包括民族资产阶级、资本家、学者、教授,争取了当时所能够争取的一切民主党派,使他们愿意跟着中国共产党走。这样,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之后的解放战争不到3年,有着现代化飞机大炮装备的八百多万国民党军队被小米加步枪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所打败。

  从根本上讲,这就是一个争取人心的工作。中国共产党在争取人心方面做得很好,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一方面高举共产主义旗帜、马克思主义旗帜,同时又把中国的国情、中国社会的社情、中国人民的民心结合起来。比如说把第二次革命战争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政策变成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这样既争取了农民,也争取了地主、富农,使他们都能够一起站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来。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的一系列政策主张,不仅吸引了很多国民党高层人士,也吸引了国民党中下层,同时更吸引了很多民主党派的领袖人物。抗战胜利后,特别是毛泽东和蒋介石在重庆谈判,后来《双十协定》的签订,以及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这些活动都使得中国共产党极大地赢得了国内的民心。后来蒋介石和国民党蓄意发动内战,破坏《双十协定》,破坏政治协商会议的决定。中国共产党举的旗帜是和平建国,因为抗日战争已经使中国老百姓筋疲力尽,和平是顺应当时国内民意的。但蒋介石和国民党不顾广大人民的反对,一意发动内战。那结果可想而知,1949年蒋介石就败退到台湾了。从这个角度说,蒋介石和国民党不仅失败在战场上,更重要的是失败在人心上。

  我说这些,是想说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一直在争取中国的民心,这是共产党所取得的最重要的历史经验。实际上,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在这样一个国家里执掌国家政务,也是在做争取民心的工作。一直到今天,我们党在各种会议上宣传党的主张,都是在做着一个争取民心的工作。比如,我们使每个中国人能够享受到改革开放的红利;所进行的脱贫攻坚行动,也是要使中国每一个贫困县脱贫,经过多年的持续努力,中国的贫困县已经全部摘帽,这都是很生动的例子,这些工作都是在争取民心。

  所以我个人认为,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在争取民心。中共党史研究在这方面可以做的工作有很多,目前中共党史研究只是把百年来党的历史简单梳理,但是中国共产党如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用不同的政策方针、不同的口号去争取国内各个方面、各个层次老百姓的民心,这一方面的研究还需要继续努力推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我觉得,历史学界应该在争取民心方面展开更深入的研究。

  学者应该重视学术交往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家中藏书很丰富,同时也在胡绳先生、范文澜先生、刘大年先生身边学习工作过。请您谈谈哪些书对您影响很大,同时您自身的求学工作经历,对您的学术成长、治学有何影响?

  张海鹏:我藏书没有什么系统性。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就开始买书看,最近20年主要是学界的朋友送书给我,所以它本身不成系统。范文澜、胡绳、刘大年他们的著作对我影响很大,但如果从思想理论上来说,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对我影响最大。我年轻的时候读《共产党宣言》,初步了解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初期的基本思想观点,《共产党宣言》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一个基本理论基础和根据,我自己受这方面影响很大。

  我个人有幸1964年进入近代史研究所,那个时候还是中国科学院管理领导,1977年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胡绳、范文澜、刘大年都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三个泰斗级的学者,他们都很早就投身革命,都是老共产党员,三位先生终身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当然胡绳先生的研究领域更宽广,不仅研究中国近代史,而且也涉猎中共党史研究。我进近代史所时,那个时候所长正是范文澜先生,1978年以后,近代史所所长是刘大年先生,我恰好是在他们的领导下逐步成长的。我跟范文澜先生之间有过一些交往,但不是很多。胡绳先生担任院长时,我跟他也有交往,他也来过近代史所,我们之间有过交谈。刘大年先生,我们的交往是非常多的。从耳提面命这个角度来说,我与刘大年先生的接触最多;如果说从学术思想的传承来说,范文澜、胡绳、刘大年,他们都给我很多启迪,对我影响很大。实际上,在进入近代史所以前,我就开始在读他们的书,进了近代史所以后,我也还是反复的读他们的著作,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深入了解他们的学术思想。

  他们坚持唯物史观、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来指导中国近代史研究,对近代史研究的一些宏观思考给我很多启发,所以在一定意义上,我是在他们的指导下,对中国近代史研究来做一些耕耘,写一些文章的。所以说这是学术交往,当然也可以。但原则上来讲,我应该是在三位先生的领导下,在他们思想的启迪下,进行写作工作的。胡绳先生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时候,同时还兼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他主持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当时是作为经典党史读物来阅读学习的。我记得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所局级领导学习班,班上指定的阅读书籍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刘大年同志与我联系的更多,我写过很多文章来纪念他,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翻阅。

  学者在学术界总是要交很多朋友的,其他学者的各个方面都需要去了解,比如他们的学术观点、学术进展、学术脉络,这是一个学者能够取得进步的最基本条件。我也希望年轻一代的学者也能够这样,经常和学术界开展交往。

  现在的交往跟我那个时代有些不同。20多年前,网络、手机还没有,那时的学术交往就是大家见面聊天,要不就是相互写信,讨论问题。有了互联网以后,交往方式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现在年轻的学者可能比较热衷于发电子邮件,或是网上看文章,这样,就缺少当面交流的机会。我觉得,当面交流是一个重要的学习机会,年轻一代学者要多注意这方面的机会。

  学术“总检阅”:勤勤勉勉做学问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在中国近代史领域耕耘数十年,学术成果丰富。请您谈谈在如此多的成果中,您比较得意的学术成果有哪些?

  张海鹏:我的文章大概有四五百篇吧,2020年,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七卷本《张海鹏文集(全7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7月版),里边大概收录了200多篇文章,有的文章长,有的文章短。有些文章到现在还记的很清楚,应该还有回顾的价值。

  党的十一大召开以后,我在《北京日报》发表过一篇相关的文章。文章主要观点是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竞争过程中,社会主义制度一定要在生产力发展上超过资本主义,如果不在生产力发展上超过资本主义,那么社会主义优越性就体现不出来,社会主义就不能战胜资本主义。这篇文章体现出来的大背景是中国即将实行改革开放,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讨论和思考中还是有一些价值的。

  还有一篇文章《论黄兴对武昌首义的态度》。这是为1992年5月台湾政治大学邀请我们参加的“黄兴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会撰写的,后来发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我们当时是作为海峡两岸第一批大陆学者到台湾参加学术会议的。

  孙中山、黄兴在革命的过程中,他们都没有想到武昌是发动首义的地方。因为他们将开始起义的地方都放在广东、广西沿海边境,认为这些地方离北京远,中央政府鞭长莫及,又比较容易从海上取得海外武器的援助,容易成功。黄兴想过在长沙发动起义,但长沙起义还没有爆发,消息就被泄露出去了,清政府就要抓他,黄兴就只身逃到日本,所以长沙起义完全失败了。以后就按照孙中山的想法,在两广发动起义,孙中山领导的十次武装起义都是在两广沿海边境进行的,但都失败了。同盟会中很多人就反思,对在两广沿海发动武装起义的必要性认真吸取教训。所以同盟会中有人提出来应该在长江中下游发动起义,而且同盟会在上海设立了一个同盟会中部总会,试图把上海作为起义根据地来指导长江中下游的反清武装起义。但即便这样,孙中山、黄兴都没有想过在武昌发动起义。

  所以当1911年武昌首义前两个月,准备发动起义的都是新军里头的士兵,他们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很低,怎么能登高一呼得到社会各界的响应呢?于是他们希望中国同盟会的首领黄兴、宋教仁等人来到武昌领导他们起义。武昌的革命党就派人去香港请黄兴,到上海去请宋教仁。到香港去请黄兴的人,本来跟黄兴很熟悉,都是在东京同盟会时期就相互认识了。但是到香港以后,黄兴不见他。因为1911年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同盟会集中了大部分精英参加,结果牺牲了八九十人。黄兴很难过,觉得对不起这些革命战友,死了那么多人,怎么交代?所以他在香港闭门不出,他在总结经验教训,甚至他的思想都有些动摇,他在反思:我这个革命的方式对不对?应不应该这样走下去?抑或是不是要换一个方式,再也不搞武装起义了,就搞暗杀,像广州将军刘凤山就是被暗杀的,黄兴想改变武装起义的方式。

  所以武昌派到香港的人在黄兴住的地方敲了三天门,他才开门。黄兴是湖南长沙人,但他上学是在武昌,两湖学校很多都是张之洞兴办的。黄兴在武昌也有很多熟人,他的同学朋友很多,但这个时候他不相信武昌能够发动起义,他认为武昌没有这个条件。但是来人跟他反复介绍分析情况,说你回去,你能够领导武昌起义,你不回去武昌起义还是要爆发。经过几天的劝说,黄兴最终同意返回武昌。但他觉得,武昌就要起义了,我什么事也没有做,我没有多少贡献,我要带见面礼。因此他就学孙中山,向海外华侨写信,希望他们尽快捐款支援革命,要带着经费去武昌。但实际上,当时东南亚华人华侨以及美国的华侨都很穷,没有很多钱。黄兴等了十天,也没有筹到经费。他只好离开香港,经过上海,到达武昌。但这时候武昌起义已经爆发了,武昌起义的时间是1911年10月10日,黄兴到武昌的时间是10月28日。

  10月28日是个什么含义呢?武昌起义以后当天晚上,第二天找不到领导人,所以起义士兵把黎元洪找出来了,黎元洪是新军的一个旅的协统,被抓到湖北咨议局的楼上,起义士兵拿枪逼他做起义的领导人。黎元洪一开始不干,但等了一个礼拜,他发现国内外形势好像对革命军有利,他就同意当这个湖北军政府的都督,这个时候,黄兴才过来,但已经把掌握湖北军政府都督的机会丧失了。黄兴到武昌后,黎元洪任命他为去汉口讨伐清军的前敌总指挥,变成了黎元洪手下的一名军人。这篇文章主要是总结孙中山、黄兴以及同盟会他们的武装起义的战略、策略。

  这篇文章宣读以后,当时是赢得了台湾学者的好评、支持。像台湾学者蒋永敬等多人都有好的评价。吕实强就认为我的这篇文章跟他们写的一样,注重挖掘材料,用史实说话,没有使用阶级斗争等意识形态一类的说法。没有使用阶级斗争的字眼,我是有意不提的,我在写文章开始就思考,我们第一次走上台湾学术讲堂,应该要争取台湾的人心,包括知识界的学者,要使台湾学术界的朋友能够赞成我的观点。如果他不赞成,那我去那不就失败了吗?其实吕实强先生介绍我的时候,我当时也回应道,意识形态其实人人都有,看你怎么理解,怎么体会。这篇文章至今为止我也觉得还是写的不错的。

  《湘军在安庆战役中取胜原因探析》(《近代史研究》1988年5期)这篇文章应该还是有价值的。这篇文章是在我编纂中国近代历史地图集,主要是编制当时湘军、太平军争夺安庆的军事地图时形成的,在此期间,我阅读了曾国藩、胡林翼相关的大量史料,除了完成历史地图的编制外,就写下了这篇文章。文章主要是讨论曾国藩领导的湘军与太平军作战,围绕争夺安庆展开的。安庆当时应该是太平天国上游最重要的一个军事基地,通过分析湘军如何夺取安庆,在这个过程中曾国藩采取一系列正确的战略、策略,而太平军在战略策略上出现重大失误,使得湘军很快拿下了安庆。安庆被拿下,南京就直接暴露在湘军的进攻路线上,这也是太平天国失败在军事上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觉得这篇论文在20世纪80年代以及以前的时间里,我是最早从湘军的角度来分析与太平天国的斗争。以前学者主要是从太平军角度出发,把湘军只是作为一个次要条件,稍微提一下作为陪衬。因为太平天国运动研究之前是很热门的,学者们的精力重点都是放在太平天国本身的历史上,而对于太平天国的对手重视不够。这其实就不能够说清楚为什么最后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了,而湘军却胜利了。我这篇文章主要是从分析湘军怎么取得胜利,分析曾国藩、胡林翼他们的战略和战术,我是有意这样思考的,我想在学术上改变这样一个局面,所以这篇文章我觉得还是有价值的。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主要的功夫都花在从总体宏观上来思考中国近代史,我个人感觉到相对还比较满意的一篇文章就是《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及其“沉沦”与“上升”诸问题》(《近代史研究》1998年2期)。

  这个“沉沦和上升”的问题不是我第一个提出来的,这个是李时岳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来的。李时岳教授提出“沉沦和上升”,划分的时间段是以1840年到1919年作为中国的近代史。李时岳认为1840年以后,中国近代历史就沉沦到深渊,这是个基本观点。但同时他又说,中国既然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谓“两半”,那么半殖民地是对一个独立国家而言,半封建的另外一半是什么呢?这是李时岳的原话。既然有半封建,那么它另外的一半应该就是半资本主义。既然有半资本主义,那中国的社会也是上升的。因此,李时岳教授的结论是中国近代不仅在沉沦,而且也在上升,沉沦和上升是交织的。

  李时岳的观点,当时学术界很多人都是赞成的。我对这个观点有不同的想法,不认同该观点。但是一时想不出如何和李时岳商榷。但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的想法慢慢成熟了,但当时李时岳教授已经去世了。我提出了与李时岳不同的观点,我这个不同观点的前提,就是观察近代中国已经不只是从1840年到1919年,而是扩展到1949年,比李时岳认为的时间段往后延长了30年。

  所以从这么长时间(1840—1949)来观察近代中国,那我们对近代中国的“沉沦”和“上升”就会有不同的解释,就有不同的认识。李时岳教授认为“沉沦”和“上升”几乎是同时存在。既然有半封建就有半资本主义,半资本主义就是“上升”,我不同意他这个看法。我认为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以后,中国的社会主要标志是走向“沉沦”。那中国社会是不是也有“上升”的因素呢?有,比如说像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的开展多少带有一点“上升”的味道,但它不足以改变近代中国“沉沦”的这个局面。那么这个“沉沦”到什么时候为止呢?我提出了一个看法,就是“沉沦”到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这是“沉沦”到谷底了。我在这里提出来一个“谷底”的概念。那么“谷底”到什么时候结束?我认为是从1901年的《辛丑条约》签订到1920年,在这期间都算近代中国“沉沦”到“谷底”。“沉沦”“谷底”就是“沉沦”最厉害的时候,《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完全确立,外国军队驻扎在中国土地上,北京东交民巷有外国驻军。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这些都是不允许存在的。

  这段时间虽然发生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带有“上升”的性质,但接着北洋军阀混战,因此1901年到1920年是近代中国“沉沦”到“谷底”的时期。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标志着开始有了“上升”因素。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马上就是1924年国共合作,在国内掀起了大革命运动。从这以后,近代中国的社会明显地体现着“上升”。当然,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它导致了中国社会的“沉沦”,这种“沉沦”几乎比英国、法国过去侵略造成的灾难还厉害。但中国毕竟没有“沉沦”下去,没有垮下去,而且这个时候,中国人民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推动下大大地觉醒,中华民族的日益觉醒是中国“上升”的一个基本因素。所以,我认为1921年以后的中国,包括民国时期,近代中国社会总体是在走一个“上升”的道路。尽管有“沉沦”,但是这个时候的“沉沦”不足以压制近代中国“上升”的趋势。

  这样一个理论解释,学术界应该说是接受的。我也希望得到学术界的进一步指教,希望朋友们来争论、辩论,有人也提出了一些不同的学术意见,但都是一些具体的方面,比如对“谷底”如何解释,“谷底”如何体现,如何评价辛亥革命等有不同意见,但是对“沉沦”“谷底”“上升”,这个大的理论框架几乎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这样一个论述对于重新认识整个近代中国的历史是有价值的,这可以说是从宏观上改变了中国近代史学界对近代中国历史认识的思考方向。

  以上所说的都是纯粹在学术方面的价值。那么还有几篇文章,也是学术论文,但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学术界,甚至于超出了国界。我这里举三篇文章,一篇是2006年3月1日在中国青年报《冰点》栏目上发表的《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对袁伟时教授的《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的观点进行学术批评,辨析史实,在国内外引起较大反响。另外一篇是2013年5月8日,与李国强研究员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论<马关条约>与钓鱼岛问题》,对日方所谓拥有钓鱼岛主权的主张进行驳斥,并在文章的最后提出:悬而未决的琉球问题现在到了可以再议的时候了,在国际上引起较大的反响。第三篇是2009年9月1日,我应邀在《人民日报》写了一篇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文章,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伟大历史意义》,也引起很多关注,转载甚多,一些单位列为学习文件,外交部党校还请我为驻外使节的那一班学员讲了一次。

  这三篇文章的影响都超过学术范围,有的还引起国内、国际舆论高度关注,我想这在学者的身上并不多见,因此在学术写作生涯中也是具有意义的。

  作者:郭飞

【编辑:丁宝秀】

文章标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海鹏: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初心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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